唐代治水专家温造，开州奠基“第一功”

温造（约卒于835年），作为中唐时期兼具文韬武略的名臣，其生平事迹在《旧唐书》《新唐书》中均有专传记载。他的仕途跌宕起伏，唐宪宗元和十三年（818年）因朝局变动被贬为开州司马，时隔数年，于唐文宗大和年间（约827—835年）擢升为开州刺史。正是在这片当时被视作“地瘠民贫”的巴蜀边地，温造以卓越的治政才能深耕民生，尤其倾力擘画水利建设，留下了一段泽被后世千年的治绩佳话。

一、开州治政核心：濮岩水利的复兴与修建

温造治理开州的核心政绩，集中彰显于水利工程的兴修。《新唐书·温造传》载：“徙开州刺史。开州地瘠民贫，造为筑陂塘，溉田千顷，民获其利。”短短二十余字，精准勾勒出他以水利纾解民生困境的施政图景。在农耕文明时代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，对于山地居多的开州而言，更是破解“地瘠民贫”的关键。温造履任后，敏锐洞悉这一核心症结，随即主持修筑陂塘（兼具蓄水与灌溉功能的水利设施）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工程，便是后世铭记的“温公陂”与“濮岩渠”。

关于这项工程的具体形制与区位，北宋《太平寰宇记·卷一百三十八》留存了关键细节：“濮岩，在州北五里。有悬崖，瀑布高百余尺。唐刺史温造凿石渠，引水溉田。”这段记载不仅明确了工程坐落于州北五里的濮岩之地，更揭示了其巧借自然地势的技术智慧——依托百余尺高的天然瀑布，开凿石渠引流灌田。这种因势利导的营造思路，既降低了工程难度，又提升了灌溉效能，充分彰显了唐代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准。后世清代及民国年间编纂的《开县志》等文献，均沿袭此说并进一步佐证其地理位置与历史延续性，证实该工程直至明清时期仍有遗迹留存，足见其构筑之坚固与影响之深远。百姓以其姓氏将陂塘尊称为“温公陂”，正是对其治水功绩最质朴也最真挚的感念。唯因年代久远，如今已无法考证其具体遗迹方位。

展开剩余63%二、水利工程的多元价值：从农业赋能到区域安靖

温造兴修水利的直接初衷，便是破解开州“地瘠民贫”的困局。通过陂塘修筑与渠系贯通，上千顷旱地、薄田得到有效灌溉，农业生产条件实现根本性改善，粮食产量大幅提升，百姓生活随之趋于安定。这一水利工程绝非单纯的农业设施，更是兼具民生保障与扶贫纾困双重属性的治政举措。

不仅如此，开州地处巴蜀边地，多民族杂居，社会安定本就关乎区域稳固。温造履任后，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推行宽缓之政，减轻百姓赋役负担。而水利建设带来的农业丰收与民生改善，从根源上缓和了区域社会矛盾，为地方安定筑牢了根基。《旧唐书》记载其治下“为政清严，盗贼屏息”，这一治绩的达成，与他以水利兴生产、从源头破解民生难题的施政方略密不可分。在此过程中，水利工程的价值已超越农业灌溉本身，成为维系一方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石。

三、历史铭记：跨越千年的治绩遗泽

温造在开州的治绩，既载入正史典籍，更深深镌刻于地方历史记忆之中。《册府元龟·牧守部》评价其“在开州，以惠爱为政，民为立祠”，明确记载当地百姓为感念其恩德，专门立祠祭祀，这份自发的纪念，成为其治绩深入人心的直接佐证。明清时期的《蜀中广记·开州志》《开县志》等方志文献，均延续了对其治水事迹的记载，且提及“温公祠”遗址的相关信息。这种跨越数朝的持续记述，正是温造“千年遗泽”的有力见证。

一位地方官员的姓名，能与一项水利工程永久绑定，并在地方史志中流传千年，本身就是对其治绩的最高肯定。那条流淌千年的“濮岩渠”，不仅是滋养开州土地的生命之水，更成为流淌于地方史册中的文化记忆，承载着百姓对贤吏的感念与对善政的向往。

四、开州治水：温造水利实践的奠基与升华

纵观温造的仕途生涯，其才能堪称全面多元。晚年时期，他曾以儒臣之身“单骑定乱”，成功平定幽州兵变，彰显出非凡的胆识与政治智慧；出任河阳节度使期间，他主持修复古秦渠枋口堰，“溉田五千顷”，治水成效更为卓著，被时人比作战国时期的水利专家郑国；最终官至礼部尚书，卒后获赠右仆射，跻身朝廷重臣之列。

在这一系列治绩中，开州时期的治水经历具有特殊的奠基意义。这很可能是他首次独立主持一方政务，并大规模开展水利建设的实践，堪称其“水利专家”声名的起点。在开州治水过程中积累的勘察选址、因势利导、工程组织等经验，无疑为其日后在河阳开展更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因此，开州不仅是温造水利实践的重要发端之地，更是其“以水利惠民生”施政理念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。

温造在开州的任职时光不过数年，但其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却泽被后世千年，其“为政清严”“惠爱百姓”的施政理念，更成为流传至今的精神财富。一条濮岩渠，一座温公陂，承载的是一位唐代刺史务实为民的担当与智慧。历经千年风雨洗礼，其遗泽至今仍沉淀在开州的历史肌理中，向后人昭示着何为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的为政初心与担当。

（刘登平）

发布于：重庆市